还是到生活中走一走

社会是复杂的,发展不平衡。文明与愚昧同在,先进与落后共存,是平常现象。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即使目前最发达的欧美诸国,何尝不是如此。先进、文明正是在同落后、愚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家为了张扬文明在作品中着意于揭露落后,抨击愚昧,也是情之所致,创作之一途。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去揭露和抨击,是根据生活实际,积极地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把握文明战胜愚昧的必然性呢,还是以意念为基点,消极地拘于一隅,眼中只有愚昧落后,片面地夸大渲染愚昧落后的力量呢?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前者可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后者不免歪曲历史的真实;前者能够给人以力量,后者不免使人感到眼前一片灰暗。严肃的艺术家是应当慎重选择的。可是影片《血色清晨》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没有仔细斟酌。《血色清晨》不是“原创性”作品,而是“取材”于南美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谓“取材”,就是影片的故事框架、主要情节、乃至基本立意,都来自马氏小说,而表达的内容则是张的创作者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感受和看法。也就是“借他人酒杯,浇个中块垒”。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影片与小说加子以比较,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原小说发表于1981年。作者运用新闻报导的方式,通过访问、回忆,从多种角度描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作者故乡一一哥伦比亚某小镇的一桩公开的谋杀案,以及人们对这一案件的态度和看法,露和鞭挞了哥伦比亚和拉了美洲许多医家落后愚昧、停滞不前的社会现实和某些社会风习、社会制度。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和主题,正象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一样,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的。哥伦比亚以及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虽然早已摆脱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地位,但是并未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长达儿百年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依然依赖于外国资本在大庄园主和一些独裁者的统治之下,局势长期动荡,社会停滞不前。仅在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就发生了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同时有两千万不满两周岁的儿童天折。由此一点也可知其社会之一斑了。因此,1982年马尔克斯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还呼吁西方各界关注拉丁美洲虽独立,但井未摆脱野蛮,孤独,落后和愚昧的社会现实在到这篇小说时,他也指出小说中所描写的“奇特”的悲剧,在拉丁美洲是“司空见惯”的。也就是说,不是偶然的悲剧,而是有着极大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社会悲剧。把马民小说中的题材和主题,拿来表现和批评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其现实基础如何,真实性,典型性如何,分寸上如何掌握,是应当慎重考虑的。中国虽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毕竟不同于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比較彻底的民主革命,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在较快地发展,夜村的变化更大。尽管由于发展不平衡,像小说或电影中所描写的那种愚昧落后的情况,在当代的中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绝不至于“司空见惯”吧。并且,从整体来看,不管这些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缺点,有一个基本事实却不能不承认:这些年在我们国家不仅不是愚昧绞杀文明,相反,倒是先进、文明向落后,愚昧发起全面的挑战和攻击,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战而胜之。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两个文明”,就是此意。影片的创作者在从马氏小说中“取材”时,似乎对此考虑不多,因此,把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描绘得那么封闭落后,把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刻画的那么麻木愚钝,较之马氏小说还有过之—在小说中,凶犯杀人前四处张扬,希望有人阻止,杀人之后还受良心谴责,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影片中的凶犯身上则很难看到这一点人性。难道改革之风,两个文明建设之风就一点也没有吹进那里?或者耳使吹进了,带来的也只是消极后果:钱能通神,既能把女人换来,也能把女人赶走。这种不顾社会差别、时代特点、专门盯着消极面的“取材”方法,是不是太偏狭、太简单化了,也太取巧了?偏狭是艺术之敌;取巧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艺术作品所应有的价值:真实!加西亚·马尔克斯忠于生活,追求真实,确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在写作《家长的没落》时为了生动地描绘加勒比闷热的天气,他居然中断写作,带领全家到那里“游荡了整整一年。我想,如果影片编导在从他的作品中“取材”时,也到中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多结识几位八十年代的农民,那么,影片中所展现的农民形象,即使是愚昧落后的,也许会比现在更令人信服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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